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11 年度上訴字第 1949 號刑事判決

案號: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11 年度上訴字第 1949 號刑事判決

日期:民國 111 年 11 月 10 日

案由:加重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11 年度上訴字第 1949 號刑事判決全文內容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1949號

111年度上訴字第1970號

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黃冠達

上一人

選任辯護人 王永春 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883、2281號中華民國111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4207、17601、18279、18303、18682、19863、23758、28004號,追加起訴案號:110年度偵字第35938、37086號),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一部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原判決關於其附表編號7所示之刑及所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黃冠達就如原判決附表編號7所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其餘上訴駁回。

黃冠達前開第二項經撤銷改判部分所處之刑,與第三項其餘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肆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上訴範圍之說明: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明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且上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之「明示」,係指上訴人以書狀或言詞直接將其上訴範圍之效果意思表示於外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39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依據現行法律之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而得以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當事人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一部提起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得再就已確定而非屬上訴範圍之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予以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作為論認屬上訴範圍之科刑部分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本案檢察官及上訴人即被告黃冠達(下稱被告)對原判決提起上訴之範圍,均僅針對原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不服而提起上訴,此業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陳明(見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1949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33至134、321至322頁),依前揭說明,本院自應僅就原判決關於其刑之部分進行審理及審查有無違法或未當之處;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指原判決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則均已確定而不在檢察官上訴及本院審理之範圍,先予指明。

二、本案據以審查原判決之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與論罪有關部分(均已確定):詳如原判決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883、2281號刑事判決(如附件)其中關於其犯罪事實、「事實及理由」欄貳、二、(一)、1至3所示罪名及論罪部分。

三、本院就檢察官及被告均對原判決之刑一部上訴,於此上訴範圍內,說明與刑有關之法律適用部分:  

(一)本院就原審認被告所犯各罪,並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而僅將此部分前科列為量刑審酌事由,而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部分,認為尚無不合而應予維持之說明:

1、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業於其「事實及理由」欄貳、二、(三)中,敘明:檢察官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固指及被告前因背信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239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9年7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且與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惟本案尚難認檢察官已就該被告累犯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例如具體指出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在監行狀及入監執行成效為何、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易刑執行成效為何〉、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情狀),爰認將被告上開前科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已足對該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故不予就被告所犯各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

2、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1)本案檢察官起訴書已載及「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憑,其於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等語,原判決認檢察官未就累犯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等情,尚嫌速斷。(2)

 被告前因背信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109年7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此有上開刑事簡易判決、被告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可參,且經原審於111年3月22日審理時提示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全國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被告均表示沒有意見

  ,是被告於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之罪,應構成累犯。考量被告前開所犯案件與本案均屬故意犯罪,且其前案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與其本案再犯時間之間隔期間,足證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本件縱予以加重最低本刑,並無使被告承擔過重罪責之情形,故本件仍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3)有關上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係由前案查詢人員查詢被告之前案資料,應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所稱「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該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之用途除供判斷本案與他案是否為同一案件、被告有無在監在押情狀等情事外,尚有供判斷被告 素行 、是否構成累犯等作用。再依據「臺灣高等法院全國前案系統查詢作業規範」第5條規定:「各法院於收受一般刑事案件或少年保護、刑事案件,完成分案後,前案查詢人員應主動查詢被告或少年之前案資料,並列印附卷,供法官審理案件參考」,是以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亦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所稱「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且該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用途,除提供法官便於瞭解本案與他案是否構成同一性或單一性之關聯、被告有無在監在押情狀等外,尚有供法院判斷被告是否構成累犯、是否符合緩刑要件及被告素行之用,長久以來為法院實務所廣泛採用,應具有證據能力,而得作為判斷被告是否構成累犯之證據資料。(4)從而,本件起訴書與追加起訴書已載明被告之前案資料認構成累犯,並有提出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作為證據資料,被告於原審經提示其臺灣高等法院全國前案紀錄表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均表示沒有意見,顯然被告對其有構成累犯一事供認不諱,原判決未認定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有違誤,且為求明確,檢察官於上訴書再次檢附被告之前案判決資料、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供參,請論以被告各罪累犯,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

3、本院查:檢察官前開上訴意旨固非無見。惟有關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之見解,依現行法制,固未有拘束各級法院通案之明文,然非無其參考之價值,且雖檢察官上訴理由所載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亦非不可作為被告是否構成累犯之判斷資料。惟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所揭示宣示之「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等語,實均合於刑事訴訟法所定檢察官就刑事案件應負舉證責任之原則。而本案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所指被告之前案紀錄及上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簡字第239號刑事簡易判決,固足認被告所犯除其中原判決附表編號1非為累犯(該罪之犯罪時間為109年5月間,屬被告上開背信前案於109年7月8日執行完畢之前所犯;檢察官上訴誤認被告就此罪應成立累犯,有所誤會)外,其餘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至10所示各罪均構成累犯,惟本院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認檢察官所指上開被告前案所犯背信罪之罪質與本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至10所示各罪之罪質、行為態樣均有不同,且被告上開前案最後執行完畢之日,與被告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至10所示各罪之犯罪時間亦有相當之間隔,故認檢察官前開所舉之方法,尚不足以使本院認為被告本案所為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至10所示各罪,具有對於刑罰反應力薄弱,而均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況原判決於其「事實及理由」欄貳、二、(三)中已敘明將被告上開前科列為量刑之審酌事由【至原判決於其「事實及理由」欄貳、二、(五)之量刑部分,未再予載及此部分之事由,固稍有瑕疵,然尚無礙於其業曾敘明已將上開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列為量刑參酌內容之本旨,尚不構成應予撤銷之事由,併此說明】,堪認原審就被告上開檢察官主張部分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業已自被告之前案資料予以判斷,並列入科刑之參酌事由,本乎前科形成累犯處斷刑或作為宣告刑事由之裁量,只須滿足其一,其評價即足,是被告上開素行資料,既已經原審列為量刑審酌事項,而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之原則,亦無再許檢察官事後循上訴程序,以該業經列為量刑審酌之事由,爭執應改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並據以指摘原判決就被告所犯未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有所未當。依上所述,檢察官前開上訴,尚難認為有理由。

(二)本案依卷證所示,被告就其所犯各罪,於「行為時」均不合於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之說明:

1、被告上訴意旨及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黃冠達於96年間經發現罹患過度活動及注意力不集中及衝動控制不好等症候群(即過動症),而罹患過動症患者,其心智狀態會經常性出現不專心、組織計畫能力不佳、衝動、坐不住等情狀,且患者對情緒和動作之控制也會出現失調,據此以觀,可合理懷疑被告在犯罪行為時,因受前揭病情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等語,

  且據此請求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中榮民總醫院(下稱台中榮民總醫院)或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鑑定被告犯罪時之精神狀況。

2、本院查:

(1)被告上訴意旨雖自稱伊於案發期間疑有過動症、妥瑞氏症、注意力缺損等病症,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伊係於96年間經診斷患有過動症即妥瑞氏症,其已在原審就此部分提出游文治精神科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影本(參見原審卷第151頁),並於97年間在美國治療2、3年,後來當兵時在台中榮民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治療,並經國軍高雄總醫院診斷有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缺損之情形,之後就沒有再治療,一直到發生本案後之111年8月25日,才到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診,經診斷為準思覺失調症等語(見本院卷第136至139頁),且有被告所提出之游文治精神科診所、台中榮民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分別於99年11月18日、100年12月22日、101年3月22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美國精神科醫師之97年1月30日診斷書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8月25日門診處方箋(見原審卷第151頁、本院卷第141、143、145、147頁)在卷可參。而本案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10所示案發期間係自109年5月間起至110年4月間止,且多集中在110年2月間,有原判決之附表可資為憑。而被告於本院供承伊在前開案發期間未有因精神疾病就醫之紀錄,並有本院依職權查詢之被告健保門診就醫紀錄(見本院卷第215頁)在卷可明,則被告自其所述因前開精神疾病最後就醫之101年間起至本案最早之案發時間即109年2月間止,期間歷時長達約8年之久,而倘被告於本案之案發期間確有因其前開精神疾患而致其精神判斷或生活遭受影響,衡情以現今尋求醫療甚為便利之環境,被告實無不即時就醫尋求改善之理,是被告於案發期間既均未有因精神疾病就醫之紀錄,且於案發後係遲至111年8月25日方前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求診,則被告於前揭案發期間究是否有其所述精神疾病發病之情形,實殊可疑。況依被告所提上開台中榮民總醫院之兵役用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143頁),其上甚且載明被告「現實感良好」,而經本院函詢台中榮民總醫院前開診斷證明書所載「現實感良好」之具體意涵後,經該醫院以111年9月21日中榮醫企字第0000000000號函明確回覆前開診斷證明書所載「現實感良好」,即意指該病人(指被告)對於事務之判斷與理解能力與常人相同等語(見本院卷第263頁),復參佐以下本判決所載之有關事證,堪認被告於本案之案發期間並無刑法第19條第2項所定之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

(2)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就其所指先前於96年至101年間所罹患之過動症等病症,供稱:伊發病時之症狀為腳會抖動、抽搐,喉嚨會發出清痰之聲音,偶爾會看到黑影(不常),有時會聽到一些類似蟲叫之叫聲,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症狀出現等語(見本院卷第137頁),並有國軍高雄總醫院111年9月26日醫雄企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載被告於101年3月9日至同年3月22日在該院就診之病症情形(見本院卷第269頁)可參,足認被告清楚知悉其發病時之症狀,並得以藉此判斷伊於案發期間有無發病,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經訊以「你在案發時有無發病?」時,卻答稱伊不確定有沒有發病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則於被告自己並未肯認伊在案發期間有前開精神疾病發病之前提下,被告據以主張伊於犯本案各罪之行為時均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所定之情形,尚非可採。

(3)又參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本案的貨品都是伊「自己」去寄的,且伊寄出的物品都沒有價值高於原本買方要購買物品的情形等語(見本院卷第137至138頁),則被告於寄出貨品時既可以正確登載收件人之姓名、取件店名及地址等相關資料,而僅就所寄商品部分,發生與買者即被害人等訂購物品不符之情形,且被告所寄出物品之價值均較之原約定交貨商品為低,實難以想像倘被告於案發時果有如其所述之精神疾患而致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降低之狀況,則何以均屬其本人親自處理之寄貨事宜,會發生部分正確、又部分不正確之情事,且其中不正確之部分均恰為其寄出之商品與原約定交貨不符之低價品。被告無視其親自處理寄貨事宜時,依其精神狀態均得以正確判斷而依被害人即買家等人之指示,將物品正確寄送至對方所指定取貨之地點,僅各次單就所寄商品與原約定出貨部分發生不符之狀況,而就其處理寄送物品之過程,單就其中出貨商品與約定不符部分,予以切割而推稱係因伊前開精神疾病而生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降低所致云云,顯為有疑,並無可採。

(4)再觀之被告於本案110年4月3日、同年5月4日警詢(見110年度偵字第14207號卷第27至29頁、110年度偵字第18303號卷第27至29頁)、110年8月4日偵詢(見110年度核交字第1476號卷第31至33頁)、110年8月6日、同年9月13日、同年月15日偵訊(見110年度偵字第17720號卷第105至107頁、110年度偵字第14207號卷第91至94頁、110年度偵字第19863號卷第67至70頁、110年度偵字第17601號卷第69至72頁、110年度偵字第18682號卷第65至68頁、110年度偵字第28004號卷第105至109頁)、110年10月11日警詢(見110年度偵字第35938號卷第13至15頁)、110年11月23日偵訊(見110年度偵字第35938號卷第113至115頁)、原審110年12月7日、111年3月22日準備程序、同日簡式審判程序(見原審110年度訴字第1883號卷〈下稱原審1883號卷〉第81至85、275至281、285至307頁)、本院111年9月13日準備程序(見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1949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33至140頁)及111年10月13日審理程序(見本院卷第321至336頁)時,均得以聽懂詢問、訊問者之問話內容,並得以針對問題回答而自己為完全陳述等應答狀況,堪認被告並未有其供述或所提出前開診斷證明書所載精神疾病發病之症狀,被告並曾於110年5月4日警詢時明確供稱伊製作筆錄時精神狀況正常(見110年度偵字第18303號卷第28頁),復於原審多次陳明伊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無法完全陳述之情形(見原審1883號卷第83、277、288頁),被告於警詢、偵訊之際,不惟未曾提及伊於案發期間有精神方面之困擾或疾病,甚且得以為自己執詞申辯,而或稱係寄錯商品(見110年度偵字第14207號卷第28頁)、或稱為由其所僱用之工讀生處理(見110年度偵字第17720號卷第105頁)、或稱係出於疏忽(見110年度偵字第28004號卷第107頁、110年度偵字第18682號卷第66頁)、或稱為寄貨前未檢查(見110年度偵字第35938號卷第14頁)云云,被告遲至原審方辯稱伊案發時有因精神疾病而致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並於原審判決後據以作為其上訴之理由,均難憑信。

(5)另佐以證人即被害人 張暐東 於警詢時證稱:我得標後,對方主動聯繫我匯款的金額(含運費),並稱貨品為全新之正品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8303號卷第35頁)、於偵訊時具結證述:我收貨後覺得有異反應後,對方就不理我了,並將我封鎖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8303號卷第120頁);證人即被害人 劉德鴻 於警詢時陳稱:我發現商品與購買的不同時,當下全程錄影,接著與賣家聯繫,但賣家說不是他寄的,不願意處理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4207號卷第44頁),於偵訊時具結後證述:對方寄來完全不一樣的商品,後來否認是他寄出的,且又改名字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4297號卷第92頁);證人即被害人 翁佳鴻 於偵訊時具結證稱:對方一直在社團改名字,我跟對方催,他說員工會幫他寄,後來我收到的是1雙穿過的藍白拖鞋,之後他封鎖我,我無法跟他聯絡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8279號卷第71至72頁);證人即被害人 高士宸 於警詢時陳稱:我看到臉書社團販賣各類運動服飾,我買了巴黎世家的帽子,約定以便利商店貨到付款方式交易,但收到的商品不一樣,我聯絡賣家他未表示會退貨,且其臉書頁面已經改名,我才知道受騙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7720號卷第24頁);證人即被害人 王愷文 於偵訊時表示:伊收到的商品與臉書上的照片不符,對方後來有改名,我跟對方反應他沒有回應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8682號卷第66頁);證人即被害人 黃亮淵 於警詢時證述:伊在臉書標到衣服,賣家私訊我告知價錢及運費,並要我提供姓名、電話及寄送到超商的店名,我收到後發現非所購買之商品,立即以臉書私訊該賣家,對方未有回應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23758號卷第32頁);證人即被害人 鍾偉嘉 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我在臉書平台看到販賣包包後聯絡購買,拆開後發現與我購買東西不符,與對方「 周學承 」聯繫後,他要我把東西寄回去,並給我1支電話號碼聯絡,後來寄回去的東西被退件,我撥打上開電話對方表示不知道「周學承」為何人,我才發現受騙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28004號卷第33、106至107頁);證人即被害人 許雅晴 於警詢、偵訊時證述:我在手機APP之FB頁面看到有1個帳號出售全新包包,約定採用在便利商店貨到付款方式購買,取貨後發現商品不符,試著與對方聯絡,但對方都沒有回應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9863號卷第39至41、68至69頁);證人即被害人 施翰融 於警詢時證稱:我在臉書社園「Sneaker球鞋買賣交易」中看到暱稱「 陳文翔 」之人於社團上張贴「HUMANMADE聯名ADIDASBOOTSsolarhu愛心刺繡慢跑鞋」之競標貼文,我就馬上在貼文留言價格「2000」,後來「陳文翔」以Messenger聯絡我告知我得標了,要求我留下姓名、電話及取貨門市,我領取貨物付費後,發現非競標之商品,後續我不斷聯絡「陳文翔」,對方都不予答覆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7601號卷第36頁),並於偵訊時陳明:對方是等到我說報警了,才開始回應我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7601號卷第70頁);證人即被害人 劉其彬 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0年04月02日在臉書社團「AESFLEAMAEKET」中看到有一名暱稱為「 曾音慧 」之人有在出售AES的短袖上衣,我在當天晚上得標該件衣物,後賣家於110年4月3日7時46分以臉書MESSENGER傳訊息給我,表示我得標該件貨物,請我提供貨到付款相關寄件資料,接著我收到包裹,拆開時發現跟我所下訂的貨物內容物不同,我就趕緊傳訊息聯繫賣家,發現賣家都未回應才發現遭詐編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35938號卷第18頁),且於偵訊時具結證述:最初我要求退款,對方沒有回應,等我報警,他就馬上跟我聯繫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35938號卷第115頁)。依前開各該證人即被害人所為之證詞,參酌原審已判決確定之犯罪事實,可知被告不斷更改名稱,且於被害人發現收到商品不符與其聯繫反應時,即不予回應或加以封鎖,待被害人等報警方不得不為聯絡處理,凡此在在均與一般詐欺犯罪之行為模式相合,且被告於被害人得標或同意購買商品時,既得以主動聯繫買者、或告以對方應匯款之金額及運費、或要求提供姓名、電話及寄送之便利商店店名,被告就此部分之處理均呈現精神狀況正常而未有任何差錯,由此益徵被告於本案各次行為時,均未有其所辯因精神疾病發病而致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降低之情事。

(6)按「所謂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人之行為,係指其行為時在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狀態中者而言,其有間發的精神病態者,即應以其行為是否出於心神喪失或耗弱狀態存在中,為不罰或得減之標準,不能由其犯罪後罹於精神病態,而與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人之行為同論」,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866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於案發後之111年8月25日、同年9月1日及同年月2日,固曾前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診,主訴其近10年來注意力不集中,近3年出現關係意念、輕型幻覺,另有社交退縮、生活功能退化等情形,此有該醫院111年9月30日院醫事字第0000000000號函文(見本院卷第303頁)在卷可參;惟被告上開就診時間均在本案之案發之行為期間之後,且前開函文所載多為被告自己之主訴內容,自不足以逕為被告行為時具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所定情事之有利事證。

(7)至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雖請求將被告送請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台中榮民總醫院或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等醫院,鑑定被告於本案之案發期間是否有因其精神狀況而致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降低之情事。然本案既欠缺被告於案發時曾因精神疾病就醫之紀錄及病歷資料可資作為鑑定之參佐資料,而未有與案發期間具關聯性之被告身體精神狀況之有關事證可憑以送鑑定,且本院業依卷內有關事證,詳予參酌說明何以認定被告各次犯行於行為時均不具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所定之情形(詳如前述),故認並無依被告及其辯護人之聲請,將被告送請鑑定之必要,附此說明。

(三)被告所為如原判決附表編號3、4、9所示部分,各已著手實行加重詐欺取財之行為,惟因所詐騙之款項尚未進入被告支配管領之前即分別由便利商店止付或退款而未遂,爰均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各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 

(四)被告所犯各罪均尚不合於刑法第59條之規定,而均無可依該條文規定酌減其刑之說明:

1、被告上訴意旨及其辯護人之辯護意旨固另略以:黃冠達因本案犯行,所得金額非常微小,各次所得金額在新臺幣(下同)1000元至4000元不等,且黃冠達在原審審理時,就對所為詐欺犯行坦承不諱,也深知自己之行為對被害人等造成損害及諸多不便,因此事已積極彌補被害人等之損害,並已與全部之被害人達成和解,且獲有被害人張暐東、翁佳鴻、高士宸、黃亮淵、施翰融等人積極具狀向法院表達原諒並撤回告訴,且同意法院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對黃冠達減輕其刑。而黃冠達所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不可謂不重,參酌黃冠達因本案犯行致被害人等陷於錯誤受騙等,雖屬不當,但其並無參加詐欺集團共同行騙之情形,黃冠達因罹患「過動症」等,因此在行為時之注意能力降低,而「取貨付款」方式進行交易,如涉及不法,非常輕易遭警循線查獲,此與其他網路詐欺犯罪者利用公共網路、境外網頁或人頭帳戶對公眾進行詐欺之集團性或組織性之犯罪,刻意製造金流斷點,使檢警難以追查,相比之下,黃冠達之惡性已顯然較低。又黃冠達在行為時,除有「過動症」影響心智思緒之外,另因眼疾而飽受視覺不適之苦,因其怠惰造成被害人之損害與不便,深感懊悔,事後已與全部被害人達成和解,並取得其等諒解,請審酌黃冠達本案所為犯罪之具體情狀惡性較低、被害人之財產受損程度尚屬輕微、黃冠達犯後已積極補償被害人等之損害,並獲有被害人等真摯原諒或同意得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可認黃冠達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等語。

2、惟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刑法第59條所明定。然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行為人之犯罪手段、情節、惡性、身體、生活狀況及其犯罪後之態度等情,均僅可作為在法定刑內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其刑之理由(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064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被告及其辯護人以上開所述之被告詐騙金額、犯罪手段、惡性、身體狀況及其犯罪後之態度等情,請求就其本案所為各次犯行均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已難認適當。又被告於本案之案發期間,尚難認因患有精神疾病並處於發病狀態,而有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降低之情形,業如前述,被告及其辯護人以被告於案發時因患有「過動症」而影響其心智思緒,據以請求就被告本案所犯各罪均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尚屬無據。再按刑法第59條於94年2月2日之修正理由,即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而嚴定其適用之條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是此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而濟法定刑之窮,以符罪刑相當原則,亦即必須配合法定最低度刑觀察其刑罰責任是否相當,不得僅以刑法第57條所列之犯罪情狀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而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657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0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74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94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院酌以被告所為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10所示各罪,其中如原判決附表編號3、4、9並有上開未遂之減輕其刑事由,被告前開所犯各罪分別在其法定範圍內各予量刑,均難認有何情輕法重之情,依被告經原判決所認定各次犯罪事實及其論罪,均未有刑法第59條所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而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被告前開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辯護內容,均尚難憑採。

四、本院駁回上訴部分(指原判決如其附表編號1至6、8至10所示科刑部分):  

原審以被告分別犯有如其附表編號1至6、8至10所示各罪,乃就科刑部分,以行為人即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曾因背信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239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得易科罰金)確定,於109年7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素行【已據原判決於其「事實及理由」欄貳、二、(三)中敘明將此部分作為量刑之參考事由】、被告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6、8至10所示各次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行為所造成之損害或危害,於原審終坦承犯行、且與上開各附表編號之被害人成立和解或調解(詳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6、8至10所示),其中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3、4、6、9所示被害人並表示不予追究之意,兼衡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在補習班補習醫學系轉學考試,無收入,與父、母親及妹妹同住,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第2項、第25條第2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就被告經原判決認定如其附表編號1至6、8至10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原判決如其附表編號1至6、8至10所示之刑,經核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如其附表編號1至6、8至10所為之量刑,並未有何違法或裁量濫用之情事,縱兼為考量被告上訴本院後所提出之有關科刑資料,仍認原判決上開此部分各罪之量刑,均無不合。檢察官上訴執前詞主張被告就原判決如其附表編號1至6、8至10所示各罪,均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據此指摘原判決之科刑有所不當,依本判決上揭理由欄三、(一)所示之論述,為無理由;至被告提起上訴主張伊上開所犯各罪於行為時均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情形,並請求各依同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據以指摘原判決如其附表編號1至6、8至10所示量刑有所失當,依本判決前揭理由欄三、(二)、(四)所示之說明,亦為無理由。從而,檢察官及被告對原判決如其附表編號1至6、8至10所示之刑一部提起上訴,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五、本院撤銷改判部分(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編號7所示之刑及所定應執行刑部分):  

(一)原審認被告犯有如原判決附表編號7所示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乃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於在第一審與其該次犯行之被害人鍾偉嘉調解成立(見原審110年度訴字第2281號卷第69至70頁所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調解程序筆錄,調解之主要內容為被告願於110年12月20日前給付被害人鍾偉嘉500元),並於上訴本院後,遲延履行上開調解條件而業已給付被害人鍾偉嘉500元【此有被告及其辯護人向本院所提出之被告與被害人鍾偉嘉之對話訊息紀錄(見本院卷第260至261頁)在卷可憑】,而作為被告有利之量刑事由,尚有未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被告就原判決如其附表編號7所示部分,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據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之科刑有所不當,依本判決上揭理由欄三、(一)所示之論述,為無理由;至被告提起上訴主張伊為如原判決附表編號7所示犯行之行為時,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所定之情形,並請求依同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等語,依本判決前揭理由欄三、(二)、(四)所示之說明,亦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本段上揭所示之瑕疵存在,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編號7之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其所定應執行刑因已失所依附,亦應併予撤銷之。

(二)爰審酌被告前曾因背信案件,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239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得易科罰金)確定,並已於109年7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係為圖一己之私利,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在補習班補習醫學系轉學考試,無收入,與父、母親及妹妹同住,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之生活狀況,其所為如原判決附表編號7所示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之手段、情節,對被害人鍾偉嘉造成之損害,犯罪後已坦承犯行,且於原審與被害人鍾偉嘉就民事部分調解成立,並於上訴本院後遲延依調解內容履行給付500元予被害人鍾偉嘉(參見前述)等犯罪後態度,及其上訴本院後所提出有關之科刑資料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與其餘經本院駁回上訴之原判決如其附表編號1至6、8至10所處之刑,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四項所示,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依琪提起公訴,檢察官廖志國追加起訴,檢察官葉芳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劉家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張國忠

法 官高文崇

法 官李雅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蕭怡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0  日

附錄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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